新西兰如期启用“交通灯”疫情防控系统

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对多年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实践经验及理论研究成果的确认和总结，是对近年来围绕宪政争议的回应，反映了中共高层领导的共识。在现代社会很少有国家没有宪法，但是，却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是良好的宪法，宪法的良好与否，根源在于宪法基本价值能否正确定位。

他认为，宪政和主张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显然不是一回事。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真正的宪政是一个在良好宪法基础上的执政，还要追求宪法不断完善。有人指出，坚持重拳出击，推进严厉反腐败斗争，这是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正如论者所主张，任何内容都离不开形式，而且，也不存在完全无内容的形式，正像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一样。

宪法就是使国家中特定统治组织所实行的统治得以正当化的根本规范。还有些人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更强一些的法治意涵是具有"形式合法性的法治"，此种法治主张法律的制定、公布必须依循一些特定的程序，满足一些特定的质素，比如：法律必须是可预期、普遍、明确、公开和相对稳定的，法律不得溯及既往，禁止刑事法律类推适用，而且为使上述原则、规则生效，还必须建立公正、权威、有效的司法运行机制。

这使得那些欲成立中间组织的平常百姓不得不望而却步，而给那些曾经有权有威的官员提供了大力施展的舞台。《公务员法》只规定了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并未对他们参与协会、研究会等非营利性组织作出规定。法治化反腐既要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瓶颈，又要解决制度建设的科学化问题。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采购却沦为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保护的工具。

《世界是平的》一书的著名作者汤姆斯.佛里曼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制度往往是一连串的。有鉴于此，社会热盼的官员财产公示，不仅有着操作上的巨大技术难题，而且若率尔操觚，还有可能损害其他相关方的财产权益和人格权益，最终给制度的推行带来巨大阻力。

凡选举产生的政务类官员为了获得更多选民支持，也是为了解决选民选择的信息对称性问题，不仅制度上要求且候选人主观上也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另外域外强调社会中间组织型构的自生自发，依靠其充分的自主和竞争，以形成社会中间依靠自身信誉和社会品格来维系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局面。实践中主要依靠纪检系统的单打独斗，其虽使尽全身解数，但却效果有效。比如，香港有一套比较严密的公务员离职就业审批制度，如离职或退休的公务员不应在政府以外从事可能与其以往政府职务有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或可能引起公众负面观感，致使政府公信力和公务员形象受损的工作。

重则权钱交易远期兑现，进行重大利益输送，实现权力的寻租。轻则骚扰民间，加剧民间人力、物力负担。这是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它的局限性在于法律不能限制公权机关的侵害，而政府可以随时满足自己的恣意而对法律予废予立。而对那些依靠考选或荐选进入的事务类官员，稳定、尊严与廉洁是共同尊奉的价值，公务员个人信息的隐私性是尊严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度上一般要求他们定期申报财产但并不强制性要求向社会公布财产。

有关社会中间组织的法律不健全则为驾驭这样的风景添上了飞翔的翅膀。十八大以来以中纪委为主导的高压式反腐取得了重大成效，但能否深入、持续进行下去也让社会大众高度关切，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如何在法治中国的主题之下科学建构法治反腐的制度体系，将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

比如，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本应是魏蜀吴相互制约守关把口，最后却变成刘关张相互结盟相互加持，个中原因必有新闻监督的完全缺失。在改革开放之初，法律尚不健全，法律法规的数量颇为稀少，但是法律却拥有较高权威，社会大众对法律也有很高的信赖和期待。

这样的法治理念在当今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但在实践中却时隐时现。原因也在于此项规定与社会的通常观感大相抵触。法治化的反腐实现了对所有权力包括反腐权力的严格制约，因而能够有效防止权力的恣意。中国人习惯持有大量现金，财富的累积与移转通常与银行信用无涉，庞大家族和熟络的人情关系也为隐匿和转移财富提供巨大便利，有价消费券、代金券广泛流行，等等这些因素都造成对官员财产监管的困难。抛除关于法治概念关于学理式的纠缠而进行通识性、整全性的解读，法治从弱到强大概有三重意涵。高级官员重新"就业"，必须经过一段"冷冻期"，以确保与以往的工作彻底切割，不存在利益冲突。

只有这样才能在法治问题上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形成对话的交集。就以近来社会热吵的官员财产公开为例，国外或香港成熟的经验是区分公务员的不同类别，进行制度化的分别对待。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没有遵循政府采购制度运行的一整套规律，而只是本着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立场，选择性对制度进行切割，导致制度的碎片化、离散化，从而妨碍制度整体权威的形成。法治化反腐不能局限于机制意义上的修修补补，更应该强调体制意义上的整体革新，其中尤以法治与民主的相偕相行相辅相成至为重要。

上述现象的出现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民主推进迟缓甚至完全僵滞不能不说是其中最为重要原因之一。反腐专门机构既要致力于促进政府的廉洁高效，又要尊重保障人权，包括反腐对象的正当合法权益，避免僭越反腐权限，杜绝打着反腐旗帜进行扩大或者选择性的"合法加害"。

具体而论，个别制度的单兵深入或各行其是，均可能消解制度的整体功效。比如房屋、车辆等名为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而形式上却仅仅登记在某个人名下。反腐专门机构的职权法定，且严格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职权行使原则，反腐专门机构不得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任意扩张权力。除非有明显事实表明其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或者严重权钱交易等不良行为。

最弱的法治意涵是指"以法而治"，亦即"公权机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法律，没有法律就不得做"。最高法院出台的有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涉及离婚时夫妻婚前婚后财产处理，其中所规定的不动产谁登记谁拥有的原则曾引发社会强烈质疑。

若不培养对制度的真诚信仰，完整地恪守制度的精义，则终必遭致制度的反报复。制度设计中的优化资金使用效益、调整经济结构、防止腐败的目标却不能达成。

市场经济和计划生育固然带来利益观念的变化和家庭结构的改变，但在一个核心家庭里，罕见家庭成员财产有着契约式的明确析分。鉴诸于国外良好的模式，政府应努力达致的目标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划分之前提下，充分地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组织，包括协会、基金会、学会等社会中间组织等。

法治化反腐是相对于运动式反腐、政治性反腐而存在的一个概念，通常来说法治化反腐必须具备以下要素： 有一套由立法机构事先制定的且体现程序正义的反腐法律制度，反腐权力由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专享。实践中本来设计成用以制约权力专横和权力腐败的制度，最后却不能达致制度实现的初衷，其原因也在于制度的整合性效用失灵。此种意义的法治除了要求上述形式法治的诸多质素以外，还要求法律必须切实促进人权的保障，全面维护人的尊严，有序而平等地促进公民的社会福利。而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法律权威却呈不升反降之势，人民一度对法律感到失望和冷漠。

政府采购应重在保护纳税人权益、最大限度减少政府运作成本并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官员财产公开可能遭遇的更大制约，来自于中国历史上宗法制度和家庭整体主义的传统积淀。

家庭财产除了个人生活用品之外，大抵均集中登记在某个家庭成员名下或者由某个家庭成员集中管理。近年来不断有人鼓吹所谓"法治先行论"或所谓"当下国情民主不宜论"。

因此，若无系统绵密的制度设计以及良好的制度运行环境的培育，社会热切期待的财产公示制度，也未必对反腐带来芝麻开门的预期效应，相反可能还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对上述宪法内容的贯彻落实自然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落实，那些刻意将民主与法治分割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